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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格局下的中国发展路径【CICEE】

2022年11月24日 水葵财经网

新经济格局下的中国发展路径

新经济格局下的中国发展路径 更新时间:2010-2-7 0:25:52   本报评论员 周慧兰 曹理达 北京报道

度过了全力“救市”的2009年,2010年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呈现出更为复杂、微妙的变化。不同经济体的复苏曲线正或明或暗地勾勒出未来世界经济格局渐变的图景,这是根本性的转变吗?现在断言或许为时尚早,但毋庸置疑,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新兴经济体,它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短期政策和远期战略该如何选择?为此,本报本期采访了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是为21世纪经济报道第242期。

LUV:欧美亚经济新格局?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所遭遇的问题是不同的,2010年还可能进一步分化。

《21世纪》:对于2010年全球经济,市场仍持谨慎态度,近期有学者提出2010年全球经济复苏趋势将像L、U、V形的综合体,L=L形复苏的欧洲经济,U=U形复苏的美国经济,V=V形复苏的亚洲经济,您认为这种复苏态势是一种可持续的复苏,还是新的国际格局的呈现?

连平: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复苏的迹象是比较明显的,但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首先,在危机中受重创的金融业仍处于困难境地,经济虽有所好转,银行的流动性却依然紧张。去年以来,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欧洲和美国的资产业务在最短时间内得到了迅速的扩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地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困境。再加上金融业自身潜在的风险,包括商业银行的坏账、与住房有关的贷款的不良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不排除未来中小银行仍有倒闭的可能。这些都是美国金融体系内在的风险,这些风险不排除,未来仍存在局部危机的可能性。

其次,美国的消费恢复并不强劲,失业率仍达10%左右,始终没有下降的迹象。消费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前超高的失业率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过去美国的整体就业水平好于欧洲,美国的失业率一般为5%-6%,欧洲是8%左右;但现在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了10%左右,就业状况不好,必然影响消费。

最后,此次危机可谓百年一遇,美国刺激政策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当前的复苏态势与刺激政策密切相关,倘若未来政策退出时机或力度选择不当,极有可能导致新的问题。

相对而言,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复苏是比较强劲的,但它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这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关。美国发行了大量的货币,对全球金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当新兴工业国家经济率先复苏的时候,大量资本流向了这些地区,推动这些地区的物价上涨,再加上大宗商品价格也处于较高水平,对物价上涨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对新兴工业国家而言,复苏是好事,但也碰到了新问题。有些国家已采取了紧缩政策,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均有所调整。由于通胀来得较快较猛,往往会导致政策或力度上的偏差,造成经济波动或下行的风险。总之,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所遭遇的问题是不同的,2010年还可能进一步分化。

黄益平:今年全球经济步入二次衰退的可能性非常低,主要原因是去年导致经济急速下滑的恶性循环已被打破,尤其是金融市场稳定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改善,降低了实体经济再次全面下跌的可能性。事实上,全球主要经济体在经历了去年上半年的剧烈下跌后,下半年增长回升的速度很快。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在经历了短期的类似V形快速复苏以后,欧美主要经济体能以多快速度持续增长。我的看法是尽管复苏的趋势还会继续,经济也不会再次陷入萧条,但增长水平已远低于危机以前的水平。如美国在危机以前的增长潜力约为3.25%-3.5%,现在起码下降了0.5-0.75个百分点。今年能够维持2.5%的增长已是不错。

未来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将会发生变化,这已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亚洲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将比较快,欧洲、美国增长会比较缓慢。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新兴市场国家、亚洲国家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这个趋势将伴随着经济复苏的进程。这一变化,无论对全球经济决策、还是国际资本市场投资,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2010年全球经济的主要风险是欧美国家的债务危机。除个别国家之外,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法德等国政府破产的可能性不大,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是东欧、中欧。东、中欧国家的债务风险、货币高估压力和经常项目逆差都很大,它们的外部债务主要来自西欧国家,所以一旦发生危机,很多西欧国家将会面临金融、财政压力。此次,考虑到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在危机之后形成了大量债务,可能产生的最直接影响还是未来的增长潜力,债务高意味着这些国家未来需要花大量的资源去降低负债,这就会减少用于实际经济活动的资源,必将拉低相关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

“合理均衡”:不同复苏曲线下的人民币汇率方略

以疲软的本币来实现出口的增长并支持经济增长,我们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21世纪》:若LUV这种复苏态势成立,各国经济复苏的节奏将会拉开距离,由此而带来的汇率市场的升值预期对于中国经济强劲的复苏态势会否产生新的压力?在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曾表示中国要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稳定人民币汇率,您如何理解“合理均衡”?

丁志杰:李克强在达沃斯论坛上谈到“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我想可以这样理解:首先,“均衡”是由市场决定的,均衡的汇率水平是指外汇供求大体平衡,经济内、外部大体平衡的汇率水平。我们用各种方法测算出的都只是中期汇率水平,并不意味着目前的汇率正好处在这一水平上,这一度是被很多人所误解的。

其次,在外汇市场动荡不定的情况下,美元汇率变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远小于对其它国家包括对中国的影响,因此我们不排除各种非市场因素包括国际市场资产价格、大国博弈所造成的汇率扭曲和失衡。从这个角度看,合理和均衡应该相互协调,但也存在一定差异性。

稳定人民币汇率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保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另一种是参照一揽子货币,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之前为应对危机,人民币恢复了兑美元的稳定,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它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包括:导致汇率新的失衡;导致有效汇率的剧烈波动;中断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程;加重中国汇率改革的压力,最近美国以及亚洲周边国家就人民币汇率问题给中国施压就是一例。

所以未来,我们仍需考虑与美元脱钩。首先,按照目前的贸易格局来考虑人民币、美元和欧元的比重,人民币将有可能超过欧元;若以贸易为基础来决定人民币所参考的一揽子货币,那么人民币不仅会与美元脱钩,还应在这之前更大程度地转向欧元。其次,有助于打破美元霸权的惯性和恶性循环。无论在汇率还是在对外贸易环节广泛使用美元,其结果是支撑了美元的霸权,若能改变这一点,对打破这种坏的均衡是有益处的。

黄益平:汇率是影响我国贸易的一个因素,但不是最主要因素。如过去一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一直是稳定的,但出口却从之前30%的正增长转变为20%左右的负增长。除汇率以外,国外需求的变化也是影响我国外贸的主要因素。2005-2008年的经历告诉我们,我国外贸企业和整个经济已具备了一定的应对汇率变动的能力。短期来看,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当然会对出口构成压力,具体到企业层面是无法避免的。但根本问题是,以疲软的本币来实现出口的增长并支持经济增长,我们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现在的汇率水平显然不是合理均衡。在这个前提下保持汇率水平的“稳定”,会使经济出现很多不稳定的现象,包括越来越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和越来越庞大的外汇储备。因此,在讨论“稳定”之前,首先应该向“合理均衡”靠拢。简单地追求汇率稳定,甚至通过低估汇率来追求出口和经济增长,最后只能得不偿失。中国的汇率政策在经过三年相对灵活的调整之后,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重新走入所谓“软盯住”的体制。现在如果再不尽快调整,不仅会对国内经济造成许多新的矛盾与风险,也会在国际上面对“四面楚歌”的情形,最终会影响我们和平发展策略的实施。

连平:目前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人们所接受的汇率理论主要是购买力平价理论,即两国货币汇率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购买力平价包括绝对购买力平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绝对购买力平价很难测算,相对购买力平价则可通过相应的模型分析考量。但从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的权威机构按照购买力平价模型测算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来看,差异很大,没有一种测算结果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总体来看,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需要考察这个国家汇率对整体经济运行的影响以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首先要看汇率对这个国家自身经济的影响是否合理,对它的物价、出口和投资是否有积极作用,其次要看它对国际经济交往的影响是否积极和合理。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基本是合理的。

首先,它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吸引境外投资,促进产品贸易。2005年以后人民币兑美元连续三年共升值约20%多,高于中国出口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有助于我国出口合理增长的恢复。

其次,在危机时期人民币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海外货币持续贬值,但人民币依然保持基本稳定。设想一下,当时倘若人民币也采取贬值政策,对周边国家会产生什么影响?对国际货币体系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了全球经济的复苏,保持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其好处是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所共享的。

我们并不排除随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出口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民币汇率会继续走上一个升值的过程。但从现在来看,作为一个进出口大国,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既有助于全球贸易的稳定,也有助于中国与周边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

“退出”年的挑战

危机时期各国采取了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需要逐步回收流动性。

《21世纪》:近日伯南克在得到了美联储历史上最多的反对票之后获得了连任,由于在危机中采取了非同寻常的经济保护措施,未来美联储将面临许多艰难的选择,您认为在伯南克的第二届任期中,美联储将首先对货币政策做怎样的调整?

丁志杰:在这一任期内,美联储首先要瘦身,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急剧膨胀,是非常态的,未来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其次,随着美国经济好转,美联储要不断调整利率,将货币政策恢复中性,防止对经济的过度刺激。最后,美国货币政策退出需要考虑美元汇率。美元大幅贬值,主要经济体包括欧洲、日本和中国在内的货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对于促进美国出口有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使未来全球资产价格、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从而消解美国庞大的内外债务存量。

黄益平: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方向是退出,现在超常规的低利率不可能长期持续,伯南克的任务将非常艰巨。和中国不同,美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前景不好,尽管去年三、四季度平均实现了约6%的经济增长,但失业率仍在10%以上,而且并无下降的态势。而且目前支持经济复苏的几个因素,包括存货调整、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净出口的恢复等,都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不能支持将来的经济增长。

也许上半年还能保持3%甚至更高一些的增长速度,但下半年可能会迅速降到1%-1.5%之间甚至更低。在这样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如何退出?既防范由流动性过多、资金成本过低而带来高通胀甚至新的资产泡沫,又能保证在退出的同时不中断经济复苏,这将是美联储面临的艰难挑战。

《21世纪》:今年被认为是“退出”年,但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十国上周议息后,无一国加息,原因是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在开年初即选择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央票利率等紧缩政策的中国,未来的货币政策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和挑战?

连平: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比较稳定,预计2010年可能达两位数,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刺激政策的退出是理智的。我们需要弄清几个基本问题:

首先,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能否持续?中国经济目前已开始走向回升,但是它持续增长的驱动力能否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其次,2009年以来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较大,投资增速较高,但接下来要看民间投资以及制造业、出口行业的恢复状况。如果这些方面都恢复得较好,那么政策逐步退出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再次,还要看资产价格和物价的上涨速度。如果资产价格泡沫很大,物价持续保持较高的增长,比如持续几个月在3%以上,那么货币政策就有可能加快步伐退出。

最后,还要考察外部资本流入状况。经济恢复较快、货币升值较明显的时候,通常也是加大政策退出力度的时候。若短期内境外流入的资金大量增加,货币当局则有必要考虑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及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加大资金回笼的力度。

黄益平:若没有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去年中国经济就达不到8%以上的增长。但今年扩张型货币政策应尽快退出。对中国而言,今年经济继续“保8”没问题,这意味着我们的决策环境比美国和欧洲好很多。但反过来看,正因为我们的经济复苏速度快,扩张型货币政策的后果可能会更严重,物价上涨会更快,去年12月份的数据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在宏观政策上比较合适的选择是,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提供支持,但货币政策要尽快往回走,并不是马上回到中性,扩张的程度应迅速降低。一个主要的措施是控制贷款规模,银行信贷不能像今年1月那样持续放量。同时,利率、汇率政策都应调整,尽早将通胀风险纳入政策考量。目前尽管流动性充裕, 但CPI尚未造成太大的问题,这是因为产能过剩的制约,部分地抵消了流动性对于价格的推动。但近年随着出口复苏,产能过剩的问题有所缓解,通胀风险可能急剧上升。再加上去年以来资产价格大幅上涨,最终也会对CPI产生推动作用。若不及时调整货币政策,后遗症将会非常严重。

丁志杰: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三个基本观点:首先,今年肯定是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一年,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过度宽松的政策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其次,各国选择什么样的退出政策、退出的顺序和时点均取决于本国经济的基本面;最后,为保证不造成全球经济动荡,“退出”也需要稳定协调。

最近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央行没有加息,是因为经济刚刚复苏,利率手段不是最重要的。危机时期各国采取了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需要逐步回收流动性,我个人认为加息应该是年中的事情。

中国在年初提高了存款准备金和央票利率,主要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情况。由于去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包括9.6万亿新增贷款和今年1月份的一万亿贷款,若不采取措施,会给市场造成通胀预期和现实的通胀压力,以及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包括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21世纪》: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商务系统财务工作会议上表示,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难度加大,一些刺激政策面临调整压力。您预估今年的经济刺激政策将会在哪些方面做出调整?

连平:201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目标不会改变,原定的5800多亿的财政投入,依然会按原计划执行。但今年投入和2009年的结构将会明显不同。5800多亿财政资金相当一部分将投向我们希望发展的领域,包括民生、消费、农村以及养老、医疗等各种保障体系,努力使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更大和更持久的作用,为改善经济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基调将继续维持,但在不同的环境下应有不同的内涵。货币政策具有连续性、稳定性、针对性和灵活性。但从目前经济增长及物价上涨和资产价格变化的态势来看,政策的着力点将更多地放在针对性和灵活性。即在经济增长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对资产价格和物价上涨给予更多的关注,及时采取一些针对性的调整措施,使货币政策对于可能出现的经济偏热更具有前瞻性。货币政策的趋势是逐步走向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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